墨雨，在彝族话里是竹林的意思。和中国大多数村落一样，村名只是某一片段历史的记忆，大墨雨的竹林已经少得可怜，就如同我父亲的家乡，那个叫做（十三）牌坊的村落。它真正的消失并不是矗立了数百年的牌坊与某些意识形态一起被推倒的那天，而是那些外出开枝散叶的人忘记了回家的路的某一刻。

作为一个农村工作者，随着2020年的日益临近，7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期全部脱贫的指标，在许多时候迫使你成为一个表演者。消失的竹林、被推倒的牌坊、被忘却的故土，它们都足以构成理解贫困之复杂性的某一维度，但在面向万千观众的表演中，双方形成了一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收入”被剥离出来作为贫困人口的脸谱，在工具理性的配合下，促成了一次次的高潮。

身处于以结果为导向的社会评估体系里，NGO工作者本应该承担要求程序正义的“纠偏角色”，然而我们只是在行业内复制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并且在理想主义和道德制高点的双重掩护下，更加深化了对“产出”、“成果”、“影响”的偏执。资源的分配体制适合生产边际成本递减的工业品，对程序和过程的深思显得如此的不合时宜，如同在一群肤白貌美的芭比娃娃中端坐了一尊结伽趺座佛像。

在2014年之前，作为一个强调观察者角色的研究人员，理性协助我抽丝剥茧，在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干预手段的效率之间，建立了严丝合缝的纸面逻辑。早先在华北牧区所获得的实际项目经历，与博闻强记的能力相结合，足以让我长时间停留在一个舒适区里。直至2015年我们开始强调行动研究，工作真正落实到社区层面之后，与那些陷入贫困记忆和习惯里（而非贫困本身）的村民共享彼此的情绪、经历和对未来的愿景，我开始缓慢地意识到，与那些被“伤害”但仍然努力求生的人相比，我只是假装在活着。

我相信每一个深入社区记忆的农村工作者，都有许多因为工作伦理，而只能烂在肚子里的村落故事。这些事情，每说出来一件，都足以让那些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个体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的决定。这些常常在晚间爬上心头的人和事，让我在社区里“瞻前顾后”，不再相信自己的大脑，而更愿意用心去感知那起于萍末的风。

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在活着？

这是我在社区工作了将近四年后，最经常问自己的问题。我所擅长的理性思辨和写作，都开始萎缩，以至于无法为修修改改近三年的行动研究报告落下结束的一笔。

2017年，我们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继续进行关于贫困的探索。我携家人搬到昆明，随后便搬到了距离市区三十公里的大墨雨村。早我数年，已经有年轻的伙伴在村里探索何谓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照片说明：大墨雨村第一位新村民李婷婷创办的可持续生活体验地。

我第一次见到大墨雨村的新村民李婷婷，是在云南某高校面向社工系大一新生的分享会上。我和李婷婷被系里老师请去，为这些调剂到社工系的学生加油鼓劲。面对那些茫然又不甘的眼睛，我这个刚刚从北京逃离出来的社会资源研究所创始人，讲了我的梦想、选择，但唯独没有讲从此之后，我要如何过好自己的明天、后天，一星期和一个月，因为我也毫无头绪，我只知道我要真正去生活，与那些我陪伴的村民一样努力，但我不知道要如何开始。

那一天，曾经供职于云南大学社工研究所的李婷婷，用她自己的故事，在我心里埋了一个种子。直到两个多月后，我带实习生来大墨雨村参访，那颗种子终究找到了破土的机会。回去之后我对爱人说：“原来我一直在表演，表演给资助方看，表演给村民看，表演给我自己看。”

一个星期后，我们在大墨雨村找到一个合适的居所，开始尝试在日常生活中分解和落地可持续生活的理念。之后，又因为一个较为偶然的工作合作，我认识了四川野草生态社区的发起人何磊，造访了他在成都郊区的简单农居。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我们每天做长达6-7个小时的长谈，探讨何谓可持续生活，什么是道法自然，以及人最终如何回归本心。

演员终归有谢幕的那一天，也从未有过天长地久的表演。能够活成自己越来越喜欢的样子，能够不再做面向他人的表演，也许，是我身为NGO工作者本应该有的模样。